我保存着华君武先生的5封信，都是我在《美术报》工作时接到的。 

　　一封写于1999年5月，老红军李真将军于5月25日病逝，华老于29日手书一篇悼念短文，讲述了李真将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经历和与书画家的良好关系，特别提到了“浙派”大家周昌谷在北京创作期间，得了急病，靠李真将军帮忙住进了部队医院才化险为夷，附上短信，投寄给《美术报》。信中说：“周昌谷同志曾得到李真同志的救助，请你们看看有无必要发表一下。一是周是在浙江的画家，二是现在有人要画是为己，李真是要了画捐给家乡。李真是今年5月25日病逝的。”并且非常客气地附言“不用也无妨，不必退稿”。华老的信件和手书短文以《送别李真》为题很快发表了。

　　2002年3月16日，《美术报》文摘版转载了《浙江画报》景迪云的《华君武在杭州》，华老看到后，发现文中有几处差错，特地来函订正。信中列出的主要问题是： 

　　我上小学是红门局小学，不是洪门局。

　　我小学曾在蕙兰高小二年级上学。中学在定安中学和省立一中，文中误为上过三个中学。

　　说我小时争强好胜，常有恶棍欺侮弱小，我抗争倒（到）底，事实我哭着跑回家，后由我堂兄保护了上学。

　　浙江省立一中毕业会考，老师要搜身检查同学并未开除同学，因我反对搜身，导致学校开除了我。

　　文中说楚中元教历史课大骂日本人，应是大骂国民党。

　　华老是杭州人，家乡感情很深。他与《浙江日报》老领导、《美术报》首任社长江坪同志是至交，因为这个缘故，《美术报》和华老的关系一直很融洽。但2002年发生了一件事，却令华老相当不快，他给我写信，我因故迟迟没有回复说明情况，更让他不满。 

　　那一年4月，《美术报》发表系列报道揭露“石鲁假画事件”。其中提到，几个河南农民大规模伪造“石鲁遗作”，且在北京举办了声势浩大的观摩活动，邀请了美术界一批德高望重的书画家、鉴定家出席。并援引石鲁女儿石丹的话：“马上请石鲁老友华君武、杨仁恺先生题跋，二老称此发现‘功不可没’。”一些美术界的老前辈是出于对老友石鲁的深厚感情而去参加“观摩会”的，没有想到上了画骗子的当。 

　　华老看到报道后，很着急，于5月21日给我一封挂号信，表示他没有说过这样的话，要求《美术报》更正并道歉。当时《美术报》正在对“石鲁遗作造假”一事穷追猛打，而且事实非常清楚，这确实是一场性质极为恶劣的造假事件，后经公安部门介入，破获了这起罕见的书画造假大案。我当时觉得媒体的矛头是针对假画的炮制者和炒作者的，并没有对一不小心上了当的老先生们有什么不恭，老先生们确实也参加了“观摩会”，不管华老在会上有没有题跋或说过“功不可没”之类的话，我们都不便公开“更正、道歉”。加上我没有很好体会到老人那种“爱惜羽毛”的心情。所以，这封信就搁了下来。一晃半年，又接到华老一信，对“时隔半年竟置之不理”提出批评。 

　　这时，江坪同志也得知了此事，嘱我不管如何，应该给华老写一封回信。于是，我写了回信，说明情况，并致以歉意。没有几天，就接到了华老的复信，他在信中大度地表示“现在半年之后来信道歉就算了”。他在信中还表示要保存我的信，以防“反复”。　

　　大师已去，重读他的5封信札，内心敬意、愧意和歉意交杂。事实上，华老是相当通情达理的，只要我及时给他回一封信，他的气也就消了，而我竟半年不回复，确实失礼。现在反思，悔何如之。愿献上心香一瓣，向华老真诚地再次表示歉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