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2年，美术报的一位编辑向我约稿，我欣然应诺，为报纸写了一篇《习书三苦恼》。那时我正处在书法探索阶段，以为书法的第一苦恼是不能够与帖相像，第二苦恼是像了之后如何形成自己的面目，第三苦恼是形成面目之后如何突破自己？当然这是所有书法家都会遇到的问题，也是哲学上否定之否定的问题。书法其实是一个活到老探索到老的艺术，因此也就是一个永远否定之否定的过程。美术报的编辑大概觉得我还能写文章，稿子发表后，就再次向我约稿，我又写了于宏的篆刻艺术。这篇稿子因为涉及到篆刻方面的诸多问题，登出来后被多家刊物转载，至今上百度搜索，还可看到几十条的信息，我这才知道美术报在全国的影响力。

　　时隔多年，家乡文联主席刘虎林写了一篇介绍我的文章，说要在美术报上登。我想，你那点本事儿，还想把文章登在美术报上？谁知道他竟然把文章登了出来，这又令我刮目相看。我问他怎么如此有范儿。他说，他差不多每年都要到杭州去进行文化交流，而去了则一定要到美术报坐坐，他说他在那里认识多位编辑，尤其与编辑戴牧熟悉，并承诺要将戴牧介绍于我。

　　我知道刘虎林是个爱交往的人，也知道他喜欢“吹牛”。谁知这次却是真的！他说过没几天，戴牧果然来西安了。刘虎林让我代他尽东道之谊，我自然不能推辞。那天吃饭是在陕西最好的回民餐厅“天锡楼”，那里小吃琳琅满目，味道可口富有特色。吃饭喝茶之间，我发现戴牧是一位很有趣味的女子，青春靓丽，且很健谈。她来时还邀了她的老师。老师温文尔雅，不喜言谈，正好为我和戴牧留了空间。我们天南地北、文学艺术地聊着，聊了很多。我们由此认识并联系起来。

　　这之后我为美术报写文章就成了必然。郭庆丰先生是当代中国很有个性的油画家，有毕加索气象。我为他写了一篇评论文章，狄马先生看后说，这是你写得最华丽的一篇文章。我说华丽就送给美术报吧，支持一下戴牧。戴牧的人清丽文字也清丽，像她主持的栏目。她的栏目有大刊物的风范，你寄她文章，好就登，不好就退回。不为尊者讳，名者讳，一视同仁，平等谦和。时间久了我慢慢发现，这是一张很有品位的报纸，具有浓浓的学术味道。它的版式也极讲究，每一期就像一本大八开的彩印杂志，既好看又可收藏。因为这张报纸我又知道，浙江还有一个中国美术学院，而它正是美术报的主办单位之一，因此又可以说，美术报是能代表国家美术水平的。

　　我当《各界》杂志主编时，贾平凹先生向我推荐一位女编辑，信中有以下语言：“我建议你招一两个女编辑，这种做法有利团结，也好约稿。”从美术报的戴牧来看，平凹先生还是说出了真谛。编辑部与作者的关系犹如鱼和海的关系，海能包容，鱼便知情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