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是一个下午 ，在广州美院老校区梁如洁教授的寓所，她拿出两本厚厚的图册摆在我面前。封皮是再普通不过的牛皮纸，无甚特色设计，上书“野岭墨痕——梁占峰白描写生”，分上下两册。

　　我只是翻看了几个页数，便被梁占峰先生的笔触彻底震撼了。一帧帧的画面里，山野、溪流、草木、鸟虫尽由线写出，既理法森严，又生动活泼；既曲尽物态，又意味蕴藉。从细微观，点的大小聚散、线的粗细疏密，都恰到好处；从整体看，精微描写与虚实相生相结合，处理得也十分妥帖。这本是一个写生图册，且不是由毛笔写就，多少有一些“速写”的特色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作品。但在这近500页的图册中，几乎每一个画面都力求完整，有严整的结构，有浑融的气息，有落款，也有用笔描出的印章，丝毫不见草率与敷衍之意。看得出来，这的确是作者郑重其事的结果，且可能面临着境遇的不便利。

　　我接着细细聆听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。梁如洁教授讲得不紧不慢，似乎很多事情都化作了云淡风轻，而我内心逐渐被不可名状的情绪填充。

　　梁占峰先生祖籍肇庆，凭着勤恳的笔头与灵动的悟性，多次入选各大美展，尤其是1956年的全国美展让他声名鹊起。而10年之后，在大突变时代中，梁占峰一家的命运如漂浮的小舟，被裹挟进最黯淡的时日，其艺术理想在滚热的社会运动中遭受无情的蹂躏，就连生命也成了草芥。

　　1969年，梁如洁被发配到粤西一个县插队做知青，而不久父亲梁占峰则被流放到粤东北五华山区，一待便是10年。1975年，在她刚从广州美院毕业半年之后，梁如洁再也按捺不住对父亲的惦念，用自己一毛一分积攒起来的工资，去看望父亲。

　　五华县是当时梅州最边远最穷困的山区，梁如洁从广州乘车到县城足足花了两天时间，从公社到父亲所在的大队坐了4个小时的自行车，到生产队后，又在小孩的指引下走了4个小时的山路，才到了父亲的住处。弯弯曲曲的山道上，荒无人烟，在浓重的夕雾中，梁如洁看到了前面有三间寮棚，一大两小，由木头、树皮与泥砖搭建起来。寮棚前的平台上，一个农夫在修理农具，他身穿一件破烂的文化衫，脚踏解放鞋。这让梁如洁不敢相信，这就是他朝思暮想的父亲！父亲抬起头来，面容清癯黝黑，眼泪纵横起来。或许，在他心里，也不会想到在分别7年之后，自己的女儿会来看他，人生还会有父女重逢之日。

　　父亲长年一个人在山上要放几头牛，还要看护山林，种植树木；平常吃的主要是地瓜，自己也会种些青菜，改善伙食的美味则是老鼠干肉……梁如洁流着眼泪，听父亲讲着荒凉山上的日常。入夜了，昏黄的油灯下，她看到父亲转过身去，在那件破旧的棉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，说都是他白天偷偷画的写生。梁如洁打开皱巴巴的封皮，一页页地翻下去，眼泪再次滴落下来。本子里，有潺潺的泉水、湍湍奔流，有怪石嶙峋、苍松迎风，有山花幽处、鸟鸣高枝……在工工整整的线条中，她触摸到父亲坚毅的信念与不屈的灵魂。她一直担心父亲的安危，却最终被父亲的执着所深深打动。

　　来看父亲的第一夜，梁如洁几近失眠。

　　第二天，秋风送爽，像一只慈母的手抚慰着山里的每一块野荒与痛伤。梁如洁随着父亲的带领，走了一遍他所说的写生取材“胜地”。这里是放牛的必经之道，也是牛常吃草的坡地。听父亲说，他曾因画画过于入迷，导致一头牛跑丢了，为此担惊受怕了一周。幸好，从梁占峰眼皮下跑丢的这头牛最终又走回来了。平时，都是他一个人躲在荆丛中画画，一旦发现有人过来，就赶紧藏起来。让梁占峰高兴不已的是，还没有人发现他在“不务正业”。

　　翻过一山又一山，走过一峰又一峰，这里的一草一木，梁占峰都了如指掌。“这是广东与江西的交界处。”父亲手指处，山岭层层叠叠，排列在深密的雾霭中。梁如洁往脚下看，深不见底。她倒吸几口冷气，闭目凝神，再次睁开眼睛，似乎看遍了这辽阔的寥落的山野，望尽了父亲在这样的山野度过的3450日的时光。

　　在回去的路上，梁如洁回想起父亲的小本子上一帧帧的画面，生动、明快且又不失傲然，丝毫不见怨愤与颓丧，有的只是专注与安宁。她突然明悟到，父亲的魂灵已与他所生活的天地合二为一，大自然的博大、静穆、清奇与纯粹，始终在滋润着他的心田、供养着他对艺术的执着。由此，他在敬畏父亲之外，又多了几分欣慰。

　　父亲回到广州后，有一次，梁如洁请教他刻一枚怎样的闲章好，他脱口而出“大道自然”，并进而补充道：“知‘道’者，盖默默焉。”梁如洁一时有很多话要说，却又突然语塞，只是用温润的双眼静静地看着两鬓霜白的父亲。2013年，梁如洁的艺术展亮相中国美术馆，展览主题便是“大道自然”。我想，她应该参悟到父亲在五华山区十年里创作的堂奥。而所谓“大道自然”、所谓“澄怀观道”，不是云淡风轻的哲言，不是理论著述中的枯涩范畴，而是浸泡过生命的血和泪的诚恳絮语，正如梁占峰先生自己在《野岭墨痕》自述的那样：“纵使诛心之律再严，人总是有所爱和有所表达的……我就在那人迹罕至的野岭上，度过别有天地的3450日，亨用着自然的天趣……”

　　在荒诞的岁月里，许许多多的梁占峰们被无情地抛向大自然，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。起初，他们或许只是期望靠“偷偷的创作”熬过“自然”带来的艰难。但最终，他们在大自然孜孜寻求安慰与能量，继续以雄强的气魄看遍万物生长，看透一切勃勃生机背后的精神与道，并敢于冒着杀身之祸，将绵延无尽的思绪付诸纸上。“自然”成了他们命运转换的关键，成为了他们关照物象的视角与方式，更成就了他们创作的高贵品格。

　　我想，这正是社会与人生的吊诡，正是艺术的“不自然”与最彻底的“自然”。所幸的是，我们能借助梁占峰先生厚厚一沓写生稿，来考证一代知识分子与自然的关系。